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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Google诉VirtaMove到USPTO新规
美国IPR启动机制与专利无效策略变化

美国专利授权后的行政审查机制,正在经历一轮值得关注的制度调整。2026年10月19日,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受理Google针对USPTO“既有预期”(Settled Expectations)政策提出的挑战。该政策允许专利局在决定是否启动双方复审(IPR)时,将专利权人长期持有专利所形成的合理预期作为裁量因素。
就在这一事件发生后,11月10日,USPTO又宣布调整IPR及授权后复审(PGR)的启动决策分工。两项动态叠加,意味着企业在美国市场通过行政程序挑战竞争对手专利时,需要重新审视程序选择、证据准备与诉讼策略。
Q1
Google为何挑战USPTO的
“既有预期”政策?
2026年10月19日,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受理Google针对USPTO专利复审政策提出的调卷令申请(Petition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
争议源于Google与软件公司VirtaMove之间的专利纠纷。
VirtaMove是一家软件技术公司,其持有的美国专利涉及在虚拟容器环境中部署软件应用程序的技术。该专利此前被用于针对包括Google在内的多家科技企业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在相关侵权争议中,Google选择通过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旗下的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提出双方复审请求,试图从专利有效性层面挑战VirtaMove的专利权。
Google的挑战涉及两项IPR程序:
IPR2025-00487;
IPR2025-00488。
但USPTO在2025年7月11日拒绝启动相关复审程序。
其理由之一是,涉案专利已经存续超过14年,专利权人已经形成较强的“既有预期”(Strong Settled Expectations);同时,Google未能证明启动复审是对USPTO行政资源的适当使用。
Google随后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申请强制令(Writ of Mandamus),要求撤销USPTO的决定,并要求其在不考虑“既有预期”因素的情况下重新审查IPR申请。
2026年1月27日,CAFC驳回了Google的申请。
此后,Google向美国最高法院申请调卷令,希望最高法院审查USPTO是否有权将“既有预期”作为拒绝启动IPR的裁量因素。
2026年10月19日,最高法院拒绝受理该申请。

至此,Google在这一司法程序中的挑战未能取得进展。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最高法院拒绝受理并不是对USPTO政策合法性的实体判决,也不是对VirtaMove涉案专利有效性的最终确认,它意味着最高法院不予审查下级法院相关程序结果,而不是对争议法律问题作出全面裁判。
Q2
核心争议:“既有预期”究竟是什么?
理解本案,需要先了解美国IPR制度以及USPTO所采用的裁量性拒绝机制。
IPR
企业挑战美国专利有效性的重要行政程序
双方复审(Inter Partes Review,IPR)是美国《美国发明法案》(America Invents Act,AIA)建立的专利授权后行政审查机制,自2012年9月16日起实施。与传统法院专利无效诉讼不同,IPR由USPTO的PTAB负责审理,第三方可以针对已经授权的专利提出挑战。
IPR主要允许请求人基于美国专利法第102条规定的新颖性和第103条规定的非显而易见性提出挑战,且相关理由必须建立在专利或印刷出版物等现有技术基础上。
根据美国专利法第314条,启动IPR需要满足法定门槛,即请求人应当证明,基于提交的申请及相关答复材料,其至少有一项被挑战的权利要求具有合理胜诉可能性(Reasonable Likelihood)。
对于科技企业而言,IPR的重要性在于:

第一,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挑战竞争对手专利,降低潜在侵权责任。
第二,PTAB具有专利技术审查经验,能够对技术方案和现有技术进行专业分析。
第三,IPR可以与联邦法院侵权诉讼形成策略上的配合,但两者的程序规则、审查标准和法律后果并不相同。
因此,IPR长期以来都是美国专利诉讼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有预期”
专利存续时间成为裁量考量因素
本案真正的争议在于,USPTO是否可以将专利权人长期持有专利所形成的合理预期,作为是否启动IPR的考虑因素。
所谓“既有预期”,主要涉及专利权人在专利获得授权并持续有效一段时间后,对其权利状态及商业安排所形成的合理信赖。
USPTO在2025年3月26日发布的PTAB工作负荷管理临时程序中,对IPR及PGR的启动决策进行了调整,将启动审查的考量分为裁量性因素与实体性因素。
其中,裁量性因素包括专利存续时间及权利人的既有预期。
在相关政策实践中,专利已经存续超过六年,可能成为USPTO考虑拒绝启动IPR的重要因素。
但这里存在一个需要特别澄清的问题:
六年并不是美国法律规定的IPR申请期限,也不是超过六年就绝对不能提出IPR。

美国专利法第315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定一年期限,是针对请求人、真实利益相关方或其利益关系人在收到专利侵权诉状后,提出IPR请求的时间限制。
该期限与专利自身已经存续多少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问题。
换言之:
法定一年期限,涉及请求人收到侵权诉状后的程序时限;
“既有预期”因素,涉及USPTO是否基于行政裁量拒绝启动复审;
超过六年,并不当然导致IPR请求失去法律上的可受理性;
但在具体案件中,可能增加请求人成功启动IPR的难度。
因此,不能将“六年”理解为美国专利无效挑战的法定截止日期。
Google的核心法律主张
行政机关能否创设法律没有规定的限制?

Google反对的重点,并不是专利权人不应当受到保护,而是USPTO能否通过行政裁量,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形成事实上限制专利有效性审查的机制。
Google在向最高法院提交的申请中主张,国会并未规定专利权人在获得专利六年后就可以获得更强的免受有效性审查的保护。
Google认为,USPTO通过“既有预期”政策,将专利存续时间作为拒绝启动复审的重要因素,实质上增加了法律未规定的限制,超出了行政机关的法定权限。
其核心法律争议涉及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边界,以及行政机关是否能够在国会规定的专利复审制度之外,设置额外的程序性障碍。
另一方面,VirtaMove及美国政府并不认同Google对该政策的理解。
根据VirtaMove在诉讼中的回应,USPTO并没有建立一个超过六年就一律拒绝IPR的绝对规则,而是在具体案件中综合考量相关因素。
因此,争议的实质不是专利超过六年后是否绝对不能被挑战,而是USPTO在决定是否启动行政复审时,是否有权考虑专利权人已经形成的合理预期。
Q3
司法程序结果:
最高法院拒绝受理不等于认可政策合法性

本案的程序结果需要从三个层次理解。
1. CAFC此前已经拒绝Google的强制令申请
2026年1月27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In re Google LLC一案中,驳回Google提出的强制令申请。
CAFC指出,此前已经在其他案件中处理过类似争议,并拒绝了针对USPTO使用“既有预期”因素的类似挑战。
法院提及In re Cambridge Industries USA Inc.及In re SanDisk Technologies Inc.等案件,认为Google没有证明其有权获得不同的程序结果。
需要注意,CAFC的这份命令明确标注为非先例性文件(Nonprecedential),因此不能将其直接理解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正式判例。
2. 最高法院拒绝受理,争议没有进入实体审理
2026年10月19日,美国最高法院在Google LLC v. VirtaMove, Corp.一案中拒绝受理Google的调卷令申请。
最高法院没有就“既有预期”政策是否超越USPTO法定权限作出实体判断,也没有通过判决确认该政策在所有情形下均合法。
从程序意义上看,CAFC此前作出的不予救济决定继续维持其效力,Google在该案中未能推动相关问题进入最高法院的实体审理。
但从制度层面看,“既有预期”是否构成合法、合理的行政裁量因素,并没有因为最高法院拒绝受理而获得最高法院层面的最终解释。
3. 本案并未改变IPR的法定制度框架
需要区分两个概念:
一是美国专利法规定的IPR法定启动标准;
二是USPTO在法定标准之外,基于行政管理及裁量因素决定是否启动程序。
Google挑战的主要是第二个层面,而不是直接要求最高法院修改IPR的法定实体标准。
因此,本案并没有改变美国专利法第314条规定的合理胜诉可能性标准,也没有改变第315条规定的相关法定期限。
其直接影响是:Google未能通过本案推翻USPTO在该程序中使用“既有预期”因素的做法。
Q4
制度新变化
USPTO于11月10日
调整IPR启动决策机制
如果仅仅关注10月19日的最高法院决定,可能会忽略美国专利复审制度随后发生的另一项重要变化。
2026年11月10日,USPTO局长John A. Squires与总法律顾问John F. Duffy发布《Returning Merits-Based Considerations to PTAB》备忘录,宣布自11月16日起,重新将部分IPR和PGR启动决定中的实体性考量交由PTAB合议庭处理。
这一调整涉及此前USPTO集中由局长办公室作出启动决定的制度安排。
根据新备忘录,调整后的决策机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局长继续审查非实体裁量因素。
局长仍然负责审查不涉及专利有效性实体判断的因素,包括裁量性拒绝因素,并据此制定USPTO整体审查政策。
如果局长认为不适宜启动复审,可以在这一阶段拒绝启动。
第二阶段:PTAB合议庭负责实体性判断。
对于通过局长初步审查、未被基于非实体因素拒绝的IPR或PGR请求,将转交PTAB三人合议庭,由其根据专利性挑战的实体问题决定是否启动程序。
实体审查重点包括:

请求人是否针对每一项被挑战的权利要求,说明现有技术如何公开或使该权利要求显而易见;
是否提供了充分、具体的现有技术证据;
请求人是否对被挑战权利要求中的实质多数部分完成了必要举证;
专利权人是否通过可靠证据提出足以动摇请求人主张的合理反驳。
如果双方关于某项权利要求是否不具备可专利性的证据处于均势,PTAB不能据此认定请求人已经达到相应的启动门槛。
新备忘录还明确,若PTAB合议庭决定启动复审,将另行指定不同的合议庭负责后续审理。

这一调整适用于尚未收到转交PTAB进行实体审查通知的IPR和PGR案件。
这项变化的关键并不是取消局长裁量权,而是重新划分制度内部的决策职责。
局长仍掌握非实体裁量因素的审查权,PTAB则重新承担通过初步筛选后的实体性可专利性判断。
因此,企业不能将11月10日的备忘录理解为“USPTO取消了既有预期政策”,也不能直接推断未来IPR的启动率必然上升。
Q5
美国专利无效挑战
需要重新评估哪些问题?

Google案件及USPTO后续制度调整,对在美国开展业务、面临专利侵权诉讼或持有核心专利组合的中国企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1. 专利无效挑战需要更加重视时间因素
对于被竞争对手起诉的企业,专利存续时间已经成为IPR策略中值得提前评估的因素。
如果目标专利已经存续多年,企业不能仅依据现有技术检索结果判断IPR是否值得提出,还应当进一步评估:
专利授权时间及其法律状态;
专利权人是否长期实施或许可该专利;
专利权人是否已经形成较强的商业依赖;
目标专利是否存在相关诉讼或既有行政程序;
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启动决定的裁量因素。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应当放弃对老专利的挑战,而是需要将程序启动风险纳入整体成本评估。
2. IPR不能成为企业唯一的专利防御工具
在美国专利争议中,IPR与联邦法院侵权诉讼是两条不同的程序路径。
IPR主要解决基于特定现有技术提出的专利有效性问题,而法院诉讼还可能涉及侵权判定、权利要求解释、损害赔偿及其他法律抗辩。
当IPR面临裁量性拒绝风险时,企业应当提前准备法院诉讼中的有效性抗辩,并结合具体案件评估是否需要考虑其他适用的专利挑战机制。
尤其需要注意,IPR的法定适用范围受到限制,并非所有专利无效理由都能够通过该程序提出。因此,企业应避免将专利无效策略简单等同于IPR申请。
3. 现有技术证据质量将直接影响程序启动
11月10日USPTO备忘录重新强调了实体性判断中的证据要求。
请求人不能仅仅列出大量现有技术文件,也不能简单引用其他审查程序中的结论。
而应当针对每一项被挑战的权利要求,说明现有技术如何公开对应技术特征,或者为什么相关技术组合能够使其显而易见。
这对中国企业的海外专利无效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准备IPR申请时,建议重点做好:
权利要求技术特征拆解;
现有技术逐项对应;
技术组合及组合动机论证;
技术专家意见准备;
证据来源、公开时间及可采性核查。
只有将检索结果转化为具有法律说服力的证据体系,才能提高IPR请求通过实体审查的可能性。
4. 专利权人也应重新评估长期专利组合的防御价值
对于在美国拥有大量专利的中国企业而言,“既有预期”政策同样值得关注。
专利长期存续并不意味着专利权永久免受无效挑战,但在行政复审启动阶段,专利存续时间及权利人的合理预期可能成为重要的裁量考量因素。
企业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强专利组合管理:
定期评估核心专利的有效性和商业价值;
对长期持有的核心专利建立专利实施及许可记录;
完善专利申请、审查及维护档案;
关注竞争对手可能提出的IPR及其他无效挑战;
在专利许可和诉讼谈判中,将权利稳定性与程序风险纳入评估。
需要强调,专利存续时间本身不能替代专利有效性的实体证明,也不能保证专利权人在未来争议中获得有利结果。
Q6
企业行动建议
建立美国专利争议的双轨评估机制
结合本案及USPTO最新备忘录,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专利争议管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建立专利无效挑战的前置评估机制。
在收到美国专利侵权警告函或诉讼通知后,应尽早开展目标专利的现有技术检索、权利要求分析及IPR可行性评估。
特别是对已经存续多年的专利,应当将“既有预期”相关裁量因素纳入分析,而不能只关注专利是否存在无效证据。
第二,建立行政复审与司法抗辩的双轨策略。
IPR可以作为挑战专利有效性的工具,但不应成为企业唯一的防御方式。
企业应根据专利类型、现有技术证据、诉讼进度及程序限制,综合考虑IPR与联邦法院诉讼之间的关系。
第三,提升美国专利无效证据的专业化程度。
对准备提出IPR的企业而言,应当在申请前完成权利要求逐项拆解、现有技术对照、技术组合分析及专家证据准备。
尤其需要注意USPTO最新备忘录对实质多数被挑战权利要求的证据要求。
第四,持续跟踪USPTO政策变化。
2026年11月16日起,USPTO将按照新备忘录调整IPR和PGR的启动决策分工。
企业应关注该制度实施后,局长办公室对非实体裁量因素的处理方式,以及PTAB合议庭对实体性问题的判断实践。
对于尚未进入实体审查转交阶段的案件,还应核实是否属于新备忘录的适用范围。
Google挑战“既有预期”政策未获美国最高法院受理,并不意味着美国专利无效挑战的大门已经关闭;USPTO随后调整IPR和PGR的启动决策机制,也不意味着专利权人长期持有专利所形成的合理预期将不再受到考虑。
两项动态共同反映出,美国专利授权后审查制度正在重新平衡专利权稳定性、行政审查效率与专利有效性监督之间的关系。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真正需要调整的不是简单减少或增加IPR申请,而是重新建立更加完整的美国专利争议管理体系:既要关注目标专利的权利要求和现有技术,也要关注程序启动条件、行政裁量因素及司法诉讼中的替代抗辩路径。
在美国专利竞争中,专利无效挑战的关键不仅是能否证明专利存在缺陷,还在于能否选择正确的程序,并在正确的时间提交足够有力的证据。